这些改变之所以吸引我，是因为它们会使我们国家的官方象征更彻底地世俗化，因而同我自己的观点也就更为一致，我因此可以宣称，这些改变代表了一种更为连贯的对宗教的“非政府确立的”宪法原则的忠诚。他人可能认为这两个理由是不一致的。按照他们的观点，我不仅仅是想从我们的官方象征中清除了宗派性的陈述，同时也想用另外一种陈述取代它；我并不是要使我们的公共实践在世俗主义和笃信宗教之中保持中立，而是要找到正式的步骤，进一步推崇世俗主义，并使之（他们可能说，在其他许多方面，它已经获得了“官方的认同”）成为我们的国家观点。我不得不承认，无论宪法问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（它可能是不确定的），当它被认为是对我的动机的一种说明时，这种回应虽然有更多的真理性，但仍带有强烈的宗派性。
为什么这些答案不应该是宗派性的？在此，为了避免极端化，我似乎在带有自由特征的这条路上走得太远。为了把这个口号与金钱问题分开，我正在寻求非宗教信仰的官方认可，毕竟，我的证明最多还只是间接的，并不真正具有很强的说服力。然而，这个口号本身的确就拥有一个具有强烈的包容性的，因此是潜在地唯我独尊的“我们”：“我们信任上帝。”（你认为的“我们”是谁？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