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番话对我母亲也还起了点镇静作用，虽说她身体感到越来越不舒服了。接下来两人谁也没说话，只有贝西小姐间或发出一声“咳”打破这沉默，她还是把脚放在炉架上那么坐着。
“大卫用他的钱买了一笔年金，我知道”，过了一阵，贝西小姐又说，“他为你做了什么安排呢？”
“科波菲尔先生，”我母亲有些吃力地答道，“考虑得很周到，也很厚道，他把一部分年金给了我。”
“多少？”贝西小姐问。
“每年一百五十镑，”我母亲说。
“他本可以做得更糟，”我姨奶奶说。
她这话可说得正是时候。我母亲的情形这时比先前更糟了。端着茶盘和蜡烛进来的皮果提一眼就看出了这点。如果屋里光线稍稍好一点的话，贝西小姐也早就可以看出这点来了。皮果提连忙把我母亲弄上楼，并马上打发她的侄儿汉姆·皮果提去请护士和医生。这些天来，汉姆神不知鬼不觉地住在我家，就是为了在这种紧急状况下可以送信请人，不过我母亲不知道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