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顼、王安石厉行新政的宗旨，显然只求扩大收入，整顿军队来保护自己临危的地位。他们并没有改革官僚政治的意思，反而增官俸，加吏禄，多置宫观官，优待昏老无用的官员，坐食厚禄。他们也没有改善人民生活的意思，反而更加重穷人的负担，既纳助役钱，又要当保丁。他们与旧官僚派政见分歧处，只在对原来享受免赋免役特权的各阶层是否应该受些限制这一点上。苏轼斥责王安石想均贫富，不合天理，其实安石仅仅要求富人也出些钱给国家罢了。
王安石一派新官僚，如吕惠卿、章惇、蔡确都因推行新政得高位。熙宁七年，安石罢官，吕惠卿继任做宰相。惠卿忌安石复用，出力排挤，同派内王、吕对立，给旧官僚派夺取朝政的机会。
赵顼死，子赵煦立，改元元祐。赵煦年十岁，祖母高太后临朝听政，用旧派首领司马光做宰相，起复旧人旧法，凡属新人新政，一概废除。旧派得政，内部分化，洛（首领程颐）、蜀（首领苏轼）、朔（首领刘挚、梁焘等）三党，互相攻击，纷纭不已。元祐八年，高太后死，煦亲主国政，复用新派章惇做宰相，恢复王、吕新法，改元绍圣（继续赵顼的圣政）。引蔡卞、曾布等人居要位，凡元祐政令，一概废除，驱逐旧派七八百人，大小官无一得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