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顼、王安石厉行新政的宗旨,显然只求扩大收入,整顿军队来保护自己临危的地位。他们并没有改革官僚政治的意思,反而增官俸,加吏禄,多置宫观官,优待昏老无用的官员,坐食厚禄。他们也没有改善人民生活的意思,反而更加重穷人的负担,既纳助役钱,又要当保丁。他们与旧官僚派政见分歧处,只在对原来享受免赋免役特权的各阶层是否应该受些限制这一点上。苏轼斥责王安石想均贫富,不合天理,其实安石仅仅要求富人也出些钱给国家罢了。
王安石一派新官僚,如吕惠卿、章惇、蔡确都因推行新政得高位。熙宁七年,安石罢官,吕惠卿继任做宰相。惠卿忌安石复用,出力排挤,同派内王、吕对立,给旧官僚派夺取朝政的机会。
赵顼死,子赵煦立,改元元祐。赵煦年十岁,祖母高太后临朝听政,用旧派首领司马光做宰相,起复旧人旧法,凡属新人新政,一概废除。旧派得政,内部分化,洛(首领程颐)、蜀(首领苏轼)、朔(首领刘挚、梁焘等)三党,互相攻击,纷纭不已。元祐八年,高太后死,煦亲主国政,复用新派章惇做宰相,恢复王、吕新法,改元绍圣(继续赵顼的圣政)。引蔡卞、曾布等人居要位,凡元祐政令,一概废除,驱逐旧派七八百人,大小官无一得免。